171年前，世界上诞生了摄影术，使人类记录自己的历史有了比文字和绘画更直接、更真实、更形象、更可信的工具。摄影术传入中国大约是1844年，中国的国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在中国，温州是一个较早开埠的城市，1876年9月13日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第二年四月，英国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同时英商怡和洋行康克斯特号客货轮，开辟了上海—温州—福州航线。尽管温州是一个开埠较早的城市，但是与国内其他同类的城市相比较，温州历史上留下的影像资料却非常稀少，这大概与温州地处偏僻一隅交通不便，摄影术传入迟、应用面不广有很大的关系。这让我们在翻阅了解温州历史的时候，总感到颇为遗憾。
邵度先生（1910-1970）是温州著名的老一辈的摄影家，出生于温州永强（今龙湾区）。他挚爱摄影艺术，13岁进入温州爱吾照相馆开始学习摄影，一直到辞世的前一年病重入院时，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照相机。他一生创作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留下了1000多幅黑白底片，其中纪实类的有近300枚。到目前为止，在温州我们尚未发现邵度先生之外的具有一定数量的拍摄记录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温州重大历史事件和温州城市乡村风貌、社会人文风情的照片，这让邵度先生的这批纪实性的遗作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正是我们要将其辑集出版的责任及意义所在。
到目前为止，在温州我们尚未发现邵度先生之外的具有一定数量的拍摄记录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温州重大历史事件和温州城市乡村风貌、社会人文风情的照片...
在着手编辑这本影像集之前，我们只拜读过邵度先生一些具有中国国画风格的黑白风光作品，知道他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田园山水风光摄影家，不曾想到他还拍摄了不少纪实性的照片，并存留下来，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通过这些影像更加形象地了解温州的历史，温州的人文，这应该说是温州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在邵度先生纪实性的摄影作品中，最使人感到震撼和感动的是一组摄于抗日战争时期、题为《敌机敌舰威胁下之温州准备种种及炸后情况》的照片。该照片发表在香港的《良友画报》上，引起不小的震动。第二年，香港的另一家画报社《大地画报》正式颁发证书，聘请邵度为特约摄影记者，可以说邵度先生是温州摄影历史上的第一位摄影记者。组照《敌机敌舰威胁下之温州准备种种及炸后情况》中的有一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画面是敌机来袭时防空警报响起，温州府前街上市民纷纷惊慌地四散奔跑，寻找躲避场所。照片是邵度先生从自己工作的照相馆二楼往下拍摄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防空警报突然响起，邵度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及家人生命的安危，而是立即镇静地拿出照相机记录下日军侵犯温州的罪行，表现了一个纪实摄影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惧危险、嫉恶如仇的品行。据邵度先生的儿子、前温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著名摄影家邵家业先生回忆，母亲曾经告诉过他，在日军轰炸温州的整个过程中，父亲一直拿着家中那台很旧的德国产的弗伦达120型照相机东奔西走，根本没有躲进防空洞和防空壕，母亲焦虑万分，把心都提到了嗓门口。在日军的空袭中，邵度先生还拍摄下了燃烧着的民房、街面的弹坑、被炸毁的街区等等，将侵华日军在温州犯下的罪行一一定格在胶片上。那时候，邵度先生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摄影人，他是战士，一位用照相机作武器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战士。
那时候，邵度先生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摄影人，他是战士，一位用照相机作武器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战士。
在邵度先生一生的创作中，举其大端应该是风光摄影，所以中国摄影界一直把邵度先生定位为田园风光摄影家。他的风光摄影立足于温州本土，摄入了温州的山川、河流、田园等自然景观和温州城市乡村的一些人文景观。在邵度先生生活创作的年代里，郎静山先生是中国风光摄影的大纛，其开创的中国画式的写意风光摄影在国内影响巨大。可以看出邵度先生的风光作品中的确有追求唯美写意的探索，但是，仍有不少是偏重纪实的。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铮所说，这些作品的“画面规整，影像清晰，刻录在底版与胶卷上的，是一种确实曾经过眼的景观存在，而不像‘画意摄影’那样是对画面做出全面加工，力图制作出一种脱离现实的视觉想象”。我们在编辑邵度先生的这本纪实性的影像画册中选入了这部分的作品。
温州社会的发展必定会带来温州城市乡村风貌和一些自然景观的巨大变迁，邵度先生的纪实性的风光摄影作品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比如，一幅摄于1942年温州市区水心的作品，画面是水心河，河上一座简朴的木桥，桥头矗立着两棵大树，地上和桥面有厚厚的积雪，两个行人，一个撑着雨伞，一个拢着衣袖匆匆而过，远处隐约可见低矮的树木和稀疏的民房。作者给作品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题目——《风雪夜归人》。如今的水心已是高楼林立，成为繁华的都市，我们无处再觅画面中这样的景色。再如，一幅摄于1931年的《云横九山家在望》，那时的九山河水势浩渺，河边还有高高的土坝和城墙，与现在完全不同。又如，从一幅摄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江心屿照片上我们看到，那时的江心屿很小，没有西园，面积大约只有现在的六分之一。80年间江心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滚滚瓯江夹带而来的泥沙使江心屿的面积扩大了约5倍。
温州社会的发展必定会带来温州城市乡村风貌和一些自然景观的巨大变迁，邵度先生的纪实性的风光摄影作品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邵度先生从13岁进照相馆学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将自己的照相馆转与他人经营，在这长长的40多年中，拍摄商业性的人像是他赖以谋生和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我们曾寄希望于能够收入邵度先生这一部分的作品，因为人像是我们窥视人类社会变迁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但是，过去经营照相馆不像现在，照相的底片是要全部归还给顾客的。所以邵度先生的这部分作品全部散落在民间，无法聚拢。我们在编辑这本影像集时，只能选入一些邵度留存在身边、拍摄自己家人的照片作为补充。
邵度先生家境清贫，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尽管经营着一家照相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当时，胶片属于奢侈品，价格很高，邵度先生就托人去上海买大张的、用于航空拍摄、价格便宜的胶片。再在暗房中，把这些胶片裁剪成适合装入自己那架弗伦达120型照相机大小的尺寸来使用，以降低摄影创作的成本。到了1949年，邵度先生干脆将照相馆转给兄弟经营，并把家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一心从事摄影创作。
邵度先生的摄影创作年代横跨四十年，谢世距今也已有将近五十年，我们感觉最大的遗憾就是邵度先生存留下了1000多幅作品，却没有留下足够与照片相配的文字资料，影响了许多历史作品的阅读。比如，记录日军轰炸温州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当时发表在香港《良友画报》上的时候只有题目，时间标注的也十分简洁，只表明了年份，没有具体的日期。据了解，从1938年到1942年，日军先后对温州进行了数次轰炸，邵先生这一组照片记录下的是一次轰炸还是几次轰炸的组合，我们无从考证得知。还有那张温州国民政府军队接受检阅的照片，只有年代（上个世纪30年代）没有具体的时间。看这张照片，读者一定十分想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搞这样一次大阅兵，目的是什么，规模有多大，参加人员有多少，具体时间是否在抗日战争中等等。我们分析这张照片，邵度先生肯定是受政府有关部门之邀请或者指派而拍摄的，其中一定有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再有那组永嘉粮仓的照片，留下的也只有标题——“交公粮”和年代——“30年代”，画面上交粮的人不少，粮库的墙体上还写着宣传标语“粮足兵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想知道当时为什么农民交粮的积极性那么高，时间是否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时期？遗憾的是这些我们都已经无从知晓。
总之一句话，如果这本《邵度老温州影像》能够在邵度先生生前编辑出版，就可以收入翔实的文字史料，使影像集更丰满，更具阅读和参考价值。当然这只是一种奢侈的美丽幻想，因为在邵度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别说是出版作品集，即便是摄影创作本身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据邵家业先生回忆，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的摄影创作就基本转入了地下。他将照相机原来的皮壳除去，用马粪纸做了一个外套，把照相机伪装起来以避人视线，常常是等走到无人或人少的地方，才敢取出相机进行拍摄创作。
据邵家业先生回忆，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的摄影创作就基本转入了地下。
所以，在那个时代邵度先生的作品能够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就已经实属不易，这要归功于邵家业先生。眼看文化大革命风暴越刮越烈，邵度先生担心红卫兵来抄家，自己视为生命般宝贵的摄影作品毁于一旦，整日坐立不安。邵度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他的纪实性作品中有涉及国民党政府阅兵和办公的内容，这在当时被发现的话，很有可能是要坐牢的。于是，邵家业冒着一旦被查会受牵连的危险，一点一点地将父亲的底片和登载作品的画报等资料从父亲家中转移出来，藏匿到自己工作的照相馆的阁楼上，使这批宝贵的遗产保存了下来。
邵度先生的摄影成就和地位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85年才得到了充分的褒奖和肯定。这一年的夏天，中国摄影家协会浙江分会在杭州举办了“邵度先生遗作摄影展”，此后，《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专业摄影杂志以及浙江、温州的媒体也先后对邵度先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邵度先生以他的严谨、朴实和勇敢，为后人留下的这1000多张摄影遗作是温州的一笔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发表过。今年，是邵度先生诞辰100周年。去年，邵家业和他的儿子、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邵大浪教授，开始全面细致地整理邵度先生的遗作。父子俩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整理修复和放大制作了200多张邵度先生纪实性的作品，希望能够将其辑集出版，以告慰邵度先生的在天之灵。
温州市摄影家协会在获悉邵家父子的愿望以后，认为这是一件有益于温州文化和摄影事业的大好事情，随即展开前期的筹备工作。在温州市文联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使这本收入了150多张照片的《邵度老温州影像》和广大读者见面，让后人在了解温州历史的时候，有了具体形象的视觉记忆可供参照。
2010年9月于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