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邵度 忆田园摄影家邵度 抉发日常的诗意 邵度,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抉发日常的诗意
——关于邵度先生的摄影

顾铮(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度先生出生于1910年,其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之时,在他去世的1970年,中国正陷入文革这场浩劫之中不能自拔。而邵度先生的摄影生涯,则经历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的时代与社会制度。

邵度先生在十三岁毕业于浙江省第十师范附属模范小学时,进入温州府前桥边的“爱吾照相馆”学艺。经过三年学徒生活,学成摄影手艺,然后转到胞兄邵量开设的“还吾照相馆”任摄影师,及至1947年开设“邵度照相馆”逐步完善并积累起一个成熟的专业摄影师所需要的经验、技术与审美观。

从现在保存的他所拍摄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他的摄影创作开始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但主要部分集中于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一个摄影在现代中国逐渐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的时代。邵度先生的摄影活动,在我看来,可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商业人像摄影、社会记录以及艺术摄影。他既长期从事以摄影谋生的商业人像摄影,也在国家民族遭遇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时以个人之力展开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记录。比如他所经历的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社会景象,他都有以摄影的方式给出记录。同时,他也始终保持一个现代文化人对于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摄影的兴趣,在摄影的艺术表现方面展开个人探索。这方面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人文风光。在他的摄影创作生涯中,商业人像摄影、社会记录以及人文风光这三个方面,有时交错展开,有时齐头并进,而且有许多作品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地归入某个方面,而是具有一种跨越性。所有这些方面的创作,构成了邵度先生面向丰富、主题多样的摄影作品积累。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正好遭遇浙江经历了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他也在那时毅然担当起记录日本侵略暴行与当地人民奋起动员参加抗战的情景。像《敌机敌舰威胁下之温州准备种种及炸后情况》(组照)》这样的历史影像,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邵度先生的这部分摄影,在成为浙江温州地区的历史文献与视觉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与国家民族的整体历史进程与经历有关的视觉记忆与记录。因此,这些记录影像,不仅仅属于他曾经所生活工作的温州地区,也属于中国的历史记忆与视觉文献,也属于中国摄影史。

而他的人文摄影,则以温馨谦和的眼光,去默默观察、再现他所生活的温州地区的人文景观。他的摄影构图平衡,画面整饬严谨,体现出他对于一种古典性质的美感的敏感与认同。这些质实朴素的人文风光作品,既抒发了他对于家乡美好山水的质朴的感怀,同时又是一种对于当地人文历史风光的深情记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从这些画面并不见到他放纵自己的个人主观表达愿望,而去扭曲对象或去过度经营与处理画面以致损害对象的本真美感。他的这些影像表现可说是借力使力,借自然之力通过他恰到好处的站位,使之获得充分的展现。邵度先生擅长于以自己充满了谦虚情怀的宁静观看,让今已不存的良辰美景自己通过镜头说话。而在1949年以后开始出现的宣传摄影手法与观念,也没有能够侵蚀他的摄影。他的那些人文风光照片里,仍然是一派温厚景色,没有丝毫虚幻的高亢与激烈,而是以本色的摄影来展现自我的本色。作为一个摄影家,邵度先生以自己始终如一的风格展现了自己的审美判断与精神定力。因此,这样的既尊重当地山河的现实而又很好地展现了个人美学趣味的画面,事过几十年后回头看,更令人觉出一种高雅的个人品质与文人气质。这当然也与他个人对于摄影这个媒介的深刻理解与对于主题的理解而采取的恰当的处理手法有关。环视当时的中国摄影界里,邵度先生的人文风光摄影的确独树一帜。

在此不妨引用邵度先生的一句话:“照片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得力于整洁。”(引自王璞《忆田园摄影家邵度先生》)整洁确实是他的照片的基本特色。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照片是凝练的整洁,丰富的简洁。这种“整洁”,并不令人感觉贫乏,而是一种交织着豁达与洗练的大度与开阔。这种“整洁”,并没有因为当地山水的某种程度的局促与逼仄而有拘谨感,而是显得挥洒得宜,恰如其分。这种温柔敦厚的人文风光景象,相信只能出自那个特定的他。即使时代有变,人性荒芜,但在他那里,温柔敦厚却是他始终不变的摄影底色。

邵度先生摄影生涯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他基本上是在浙江温州地区展开自己的摄影活动。他镜头底下的山水人情风物,基本上来自他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瓯江流域地区。邵度在他生活工作的一个地方深深扎下根去,通过在一地持续深入的拍摄,完成他自己对于某个样式与题材的深入开掘与把握。扎根一地于他可能是外部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他的自觉选择,但从结果来看,他终其一生生活、工作于一地,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成全了他和他的摄影。作出这种决定就意味着他必须从自己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景观与景物来发现新意,磨炼眼光。这是一个远比外来摄影者在此一游式的拍摄严峻得多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扎根于一地长期拍摄,可能也是一种局限,但局限与优势是可能相互转化的。邵度先生的摄影实践可以证明,他实现了某种超越。而不同于有的摄影家喜欢寻找日常中的戏剧性,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在寻找与呈现日常的戏剧性,而是寻觅与展现日常的永恒性。他最终实现的是从丰富的地方性来呈现作为一个特定个人的摄影家的相对完整的摄影美学观。而日常的永恒性也得以同时在他的影像中获得永生。这也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的摄影家马里奥•贾可梅里(Mario Giacomelli,1925-2000)。他也是基本不离自己生长的家乡塞尼加里里地方,但却拍摄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有意大利风味的照片。

身处时代波涛之中,邵度先生不会不受到现代主义摄影的影响。从他经营过的照相馆的招牌看,那上面的中文字体是典型的欧美“装饰艺术”(ART DECO)时代传入中国后的中文美术字。但总的来说,他的摄影审美仍然以古典诗意的美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除去那些在当地非常时期拍摄的历史影像,他一生的摄影主要聚焦于日常生活,以摄影抉发日常的诗意。而当地的风光、风物与风情,成为他凝神关注的毕生课题。不过,邵度先生所拍摄的乡村美景,与当时流行的一些讲求画面朦胧效果的“画意摄影”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画面规整,影像清晰,刻录在底版与胶卷上的,是一种确实曾经过眼的景观存在,而不像“画意摄影”那样是对画面作出全面加工,力图制作出一种脱离现实的视觉想象。

从邵度先生开始,邵度家三代人从事摄影工作,儿子邵家业先生因出色的肖像摄影而知名,孙子邵大浪先生以含蓄而又内蕴丰富的西湖摄影而广为人知。他们在摄影上的各有特色与成就,肯定与邵度先生对于摄影的全情投入有关系。因为他以自己的全身心投入令后代认识到了摄影的魅力与作为一种观看与表现方式的摄影的尊严。

感谢温州市文联和温州市摄影家协会为整理邵度先生的摄影做出规划,给予实际的帮助。一部中国摄影史的逐步完善,需要中国各地有关方面对于当地摄影人、摄影事的尽力发掘、妥善保护与精心整理。这个工作的意义非常重要,是有益于后人的善举,体现了对于摄影与摄影史的真正重视。

2010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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